40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怎样影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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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枣庄市林业局
时间:2018-08-08 00:00:00
2018年7月30日-31日,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45周年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之一,致力于改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加强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有力地促进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是全球最大的保护地网络,截至2018年7月底,已在世界122个国家建立了686个生物圈保护区,包括16个跨界保护区。其所涵盖的陆地、沿海和海洋区域超过7亿公顷,保护地范围内约有2.1亿人口。
中国于1973年加入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78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正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对接,开始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
目前,我国有34个保护地先后加入了这个遍及地球的网络。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定地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和推广,以建设中国境内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工作重点,以科学技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途径,探索促进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智库建设、人类培训、科普宣传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创建全球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
在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
首屈一指的是,创建了全球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即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针对"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示范及教育的互动交流平台,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扬,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生态建设的职能部门之一,始终致力于保护生物圈的资源,改善人类同环境的关系,多年来采取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保护小区等各种保护措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保护的优秀典型,推动了"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和发展,为全球有效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截至2017年底,我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圈保护区与教科文组织另一旗舰项目--世界遗产交相辉映。在今年7月初闭幕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的梵净山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在日前结束的第30届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上,安徽的黄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至此,我国既是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总数已达7个,这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各级政府保护自然生态的坚定决心。
我国还创办了全球唯一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专门期刊。该期刊通过分析研究自然保护区的最新案例和拍摄第一手的现场生态图片,深刻探讨人与自然的终极话题,生动讲述中国的生态故事,并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绿色意识和生态理念。
一线人物作出杰出贡献
40年来,一批长期奋战在自然生态保护第一线的保护地管理者、职工,专家学者,以及热心自然生态保护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等社会力量,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李文华、杨业勤、钟承湛,"绿色卫士奖"获奖者施小刚、杨权勇、张英军,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林学家、生态学家。在近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一直从事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自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以来,他率先进行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系统总结了农林复合经营的理论体系,提出我国农林复合经营应用模式,组织大型国际生态研究合作计划,培养了我国众多生态学研究领域骨干。他连续担任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参与筹备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国际上积极介绍中国人与生物圈工作的成果与经验,扩大了我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杨业勤,曾任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扎根保护区工作40年。他主持并成功完成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申报,系统推进了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规章制度的建立,前瞻性推进保护区地方立法,建立保护区后备人员培养机制,坚持保护优先、协同发展的人与生物圈理念,塑造保护区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协调发展关系,并首次摸清黔金丝猴野外生态习性。
钟承湛,民营企业家,连续10多年关注并改善了中国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野外工作装备的专业性与安全性,公益提供多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野外自然资源本底调查团队的野外作业装备,组织并开展面向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户外技术与安全培训。
施小刚,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江坪保护站站长。他风餐露宿,带头完成了1164平方公里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个体动态及DNA建档工作、436平方公里的雪豹科考调查,为推动"大熊猫+雪豹"双旗舰物种保护战略作出了独特贡献。施小刚通过GLS地理信息系统操控、GPS定点寻找目标等训练,打造了一支掌握新技术的精锐团队。他还拍摄了一个短片--《来自远山的呼唤》,倾吐了卧龙人诚挚的心声:让这片山林永保美丽和安宁。
杨权勇,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坝溪管理站站长。杨权勇来梵净山已经17年了,自打环山公路开通后,那里的保护工作便面临着严峻考验,他对老百姓说,咱可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啊。于是,他联合社区共管组织,创新方式,让野外巡护管护更加富有成效。为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他走村串户,及时排除隐患。近几年,他协助科教部门对辖区内的主要河流进行水质和两栖动物监测。
张英军,山东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综合执法局局长。从林校一毕业,张英军便开始守护昆嵛山的赤松阔叶混交林。保护区勘界时,他踏遍了这里的100多个山头,最终绘制出了精确的功能分布图。从申报工作到编制总体规划,从基础建设到合作建立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无不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依然身先士卒--看护巡查有他,一线执法有他,扑火抢险也有他。2015年,保护区周边起火,他在火场奋战了三天三夜。为了保护好山东半岛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张英军倾心倾力,过年都顾不得回家......
回眸40年,正如许智宏所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可以紧密结合,通过加强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所需要的高新技术的应用,将中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示范基地。
背景介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就人口问题、环境污染乃至战争与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在1968年召开的世界生物圈大会上,科学家们就明确指出:生物圈是一个系统,对其部分的扰动会影响到整体,故此,自然资源的利用规划必须基于综合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新的觉醒产生了更加睿智的认知:人类是生物圈中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仅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考虑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准备在综合了多学科的团队里工作,青年一代必须准备好担当起自身的责任,公众必须了解人类的环境需求是什么,决策者必须获得为作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事实和知识等。
基于这些新的认知和全新理念,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人与生物圈计划"。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WNBR)是全球最大的保护地网络,截至2018年7月底,已在世界122个国家建立了686个生物圈保护区,包括16个跨界保护区。其所涵盖的陆地、沿海和海洋区域超过7亿公顷,保护地范围内约有2.1亿人口。
中国于1973年加入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78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正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对接,开始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
目前,我国有34个保护地先后加入了这个遍及地球的网络。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定地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和推广,以建设中国境内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工作重点,以科学技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途径,探索促进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智库建设、人类培训、科普宣传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创建全球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
在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
首屈一指的是,创建了全球第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即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针对"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示范及教育的互动交流平台,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扬,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生态建设的职能部门之一,始终致力于保护生物圈的资源,改善人类同环境的关系,多年来采取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保护小区等各种保护措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保护的优秀典型,推动了"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和发展,为全球有效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截至2017年底,我国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圈保护区与教科文组织另一旗舰项目--世界遗产交相辉映。在今年7月初闭幕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的梵净山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在日前结束的第30届人与生物圈国际协调理事会上,安徽的黄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至此,我国既是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总数已达7个,这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各级政府保护自然生态的坚定决心。
我国还创办了全球唯一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专门期刊。该期刊通过分析研究自然保护区的最新案例和拍摄第一手的现场生态图片,深刻探讨人与自然的终极话题,生动讲述中国的生态故事,并分享国际科学界的绿色意识和生态理念。
一线人物作出杰出贡献
40年来,一批长期奋战在自然生态保护第一线的保护地管理者、职工,专家学者,以及热心自然生态保护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等社会力量,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40周年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李文华、杨业勤、钟承湛,"绿色卫士奖"获奖者施小刚、杨权勇、张英军,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林学家、生态学家。在近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一直从事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自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以来,他率先进行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系统总结了农林复合经营的理论体系,提出我国农林复合经营应用模式,组织大型国际生态研究合作计划,培养了我国众多生态学研究领域骨干。他连续担任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参与筹备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国际上积极介绍中国人与生物圈工作的成果与经验,扩大了我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杨业勤,曾任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扎根保护区工作40年。他主持并成功完成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申报,系统推进了梵净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规章制度的建立,前瞻性推进保护区地方立法,建立保护区后备人员培养机制,坚持保护优先、协同发展的人与生物圈理念,塑造保护区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协调发展关系,并首次摸清黔金丝猴野外生态习性。
钟承湛,民营企业家,连续10多年关注并改善了中国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野外工作装备的专业性与安全性,公益提供多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野外自然资源本底调查团队的野外作业装备,组织并开展面向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户外技术与安全培训。
施小刚,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江坪保护站站长。他风餐露宿,带头完成了1164平方公里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个体动态及DNA建档工作、436平方公里的雪豹科考调查,为推动"大熊猫+雪豹"双旗舰物种保护战略作出了独特贡献。施小刚通过GLS地理信息系统操控、GPS定点寻找目标等训练,打造了一支掌握新技术的精锐团队。他还拍摄了一个短片--《来自远山的呼唤》,倾吐了卧龙人诚挚的心声:让这片山林永保美丽和安宁。
杨权勇,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坝溪管理站站长。杨权勇来梵净山已经17年了,自打环山公路开通后,那里的保护工作便面临着严峻考验,他对老百姓说,咱可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啊。于是,他联合社区共管组织,创新方式,让野外巡护管护更加富有成效。为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他走村串户,及时排除隐患。近几年,他协助科教部门对辖区内的主要河流进行水质和两栖动物监测。
张英军,山东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综合执法局局长。从林校一毕业,张英军便开始守护昆嵛山的赤松阔叶混交林。保护区勘界时,他踏遍了这里的100多个山头,最终绘制出了精确的功能分布图。从申报工作到编制总体规划,从基础建设到合作建立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无不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依然身先士卒--看护巡查有他,一线执法有他,扑火抢险也有他。2015年,保护区周边起火,他在火场奋战了三天三夜。为了保护好山东半岛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张英军倾心倾力,过年都顾不得回家......
回眸40年,正如许智宏所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可以紧密结合,通过加强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所需要的高新技术的应用,将中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示范基地。
背景介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就人口问题、环境污染乃至战争与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在1968年召开的世界生物圈大会上,科学家们就明确指出:生物圈是一个系统,对其部分的扰动会影响到整体,故此,自然资源的利用规划必须基于综合的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新的觉醒产生了更加睿智的认知:人类是生物圈中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仅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考虑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准备在综合了多学科的团队里工作,青年一代必须准备好担当起自身的责任,公众必须了解人类的环境需求是什么,决策者必须获得为作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事实和知识等。
基于这些新的认知和全新理念,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人与生物圈计划"。